武当武术

中心介绍 主题课程 报名须知 联系我们
武当武术 武当之旅 武当道教 道家经典 武术论坛  
 
郭旭阳论文

武当山明铸金殿散论

作者:郭旭阳 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研究员,十堰市张三丰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武汉体育学院武当山国际武术学院客座教授。
研究方向:道教学、历史文献学、太极拳的理论与实践、武术史。

武当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纵览其形成发展过程,主要有两大体系构成:一是以道教为主体的非物质文化,亦称无形文化,其内容包括玄帝信仰、道教音乐、内家武术、道教医学、道教文学、民俗传说诸门类;二是以古建筑为主体的物质文化,亦称有形文化,其内容包括木构建筑、石雕建筑、金属建筑、碑刻造像、供法礼器、神道古桥、楹联匾额诸门类。道教是建筑的灵魂,建筑是道教的依托,二者互为依存,和谐融合,共同构筑了玄妙神奇的武当道教文化。在武当山古建筑群中,木构建筑居多,石雕次之,金属最少。明王朝敕建的“九宫八观”如今多数已不复存在或毁损严重,以“九宫”为例,静乐宫、迎恩宫已被丹江口水库淹没,南岩宫、遇真宫大殿焚毁,玉虚宫、五龙宫仅存遗址。虽然目前有些宫殿已复建或正在复建,但已失去了原有建筑的文物属性,至于是否符合明代道教建筑风格,尚有待后人评说。就大木建筑保存最完好的紫霄宫来说,自建成后也历经多次大修,每次又受当时经济、技术、材料产地及施工工艺等因素的影响,原始建筑渐修渐远与“修旧”不“如旧”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石雕建筑虽然坚固耐久,取材容易,但其多用于门坊、基座、柱础、栏板、望柱、碑刻、石窟、造像等,难以表现明代官式建筑的整体特征与营造法式。相比之下,太和宫天柱峰金殿以其建筑材料的独特性、单体建筑的完整性与建筑实物的原始性而高居其他类型的建筑之上,它既是武当道教与建筑的核心,又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此之前,已有杨立志、王永成、谭大江、祝笋等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本文仅从金殿的铸造背景、水陆运输、文物价值及其风水布局等方面,略陈一己之见。

 

一、金殿的铸造背景

“我国的铜矿开采活动大约也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1](P3)到商代及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6~前8世纪)青铜冶铸业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以至历史学家们称之为“青铜时代”。[2]后德俊先生在《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第一章“铜的开采和冶铸”中详细考述了中国古代先人找矿的方法、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具、矿井的开掘和支护、炼铜的工艺器具以及青铜的铸造技术与方法等。[1](P3)此章虽以“楚国”的铜文化为考察对象,但言及整个铜器的冶铸历史,对探讨武当山金殿的冶铸工艺具有普遍的借鉴与指导意义。在冷兵器时代,频繁的战事致使铜制品最先用于军事装备,后随铜产量的增加,又被用来制造铜礼器、铜工具及货币等。开始可能受开采量或铸造技术的制约,只能生产部分小件制品,到了宋元时代,才开始铸造一些大型物件,如武当山元铸古铜殿即是明证。此殿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在武昌铸造后,运置天柱峰顶。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建太和宫时,将其移置莲花峰,并建砖室围护。该铜殿脊高2.44米,面阔2.615米,进深2.615米。悬山顶,铜铸仿木结构,造型古朴而凝重,殿体镂刻众多铭文,遍述化缘道士及募资造殿信士的人名、地址等。殿内还供奉有真武神像、金童、玉女和水火二将等,均为铜铸鎏金。此殿以其造型之大,耗铜之多,工艺之精,在当时可能都是绝无仅有的。

明代前期,铜开采业与冶铸业渐成规模。“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今江西省德兴县)、铅山(今江西省铅山县)。其后四川梁山(今上川省梁平县),山西五台(今山西省五台县),陕西宁羌、略阳(今陕西宁强、略阳二县)及云南皆采”。[3](P235)当时每年产铜多少,如今无法统计。但“宣德时,(德兴、铅山)两地年产铜5000余斤”。[3](P235)凡开采铜矿者皆向官府交纳“坑冶税”,[3](P136)在南京与北京,曾专门建有贮铜的仓库,“内府凡十库,丁字库,贮铜铁”。[3](P134)由于“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3](P208)所以整个元代对铜的产量没有特殊的需求。但是朱元璋在即位前七年,即在应天设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即位后颁“洪武通宝”钱,致使铜源缺乏,“寻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偿以钱。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3](P209)后来随着铸钱需求与铜源供应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明皇室即对铜的使用严加限制,“成祖初,犯者以奸恶论(《明律》以十恶犯奸等罪为奸恶罪,处以死刑),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3](P212)又令“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3](P212)严刑峻法并没有使铜的供需矛盾得到有效地缓解,正如给事中殷正茂言:“两京铜价太高,铸钱得不偿费”。[3](P223)由此可见,“铜荒”是一直扼制明代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加之“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3](P94)正是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之下,明成祖朱棣不顾铜源匮乏,国库透支,竟耗铜“数十万斤”、[4](P188)一说“用80吨精铜……,又饰以300公斤黄金”、[5](P123)又一说“使用的黄金约在1万两左右” [6](P98)冶铸金殿,这充分显示了永乐皇帝在营造武当宫观时具有复杂的思想动机和非凡的政治勇气。“永乐十年,奉敕冶铜为殿,重檐叠拱,翚飞瓦立,饰以黄金,范玄帝金像,左右灵官、玉女、捧剑、执旗天将,供案、香炉、花瓶亦以金饰之”,[7](P85)从中可以看出,明成祖在敕建武当宫观之初,就对金殿的铸造极为重视,直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九月初九日(即玄天上帝飞升日)铸成,历时达四年之久。

武当山天柱峰顶“冶铜为殿”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元初大顶之上“砌石为殿,安奉玄帝圣容”,[8](P6)而后才“有铜亭(即元铸铜殿)一座,亭内香炉一座,玄帝一尊”。[8](P7)“永乐十六年,始撤小殿,改冶大殿”,[8](P500)其因是元殿规制弗称,不副“文皇神道设教之盛心”;[8](P500)其二,“峰顶东西长七丈,南北阔九尺,四维皆石”,[8](P6)“其大顶为殿,顶南北缩五之四,东西葵者,复十之一,益以飞栈为更衣二小室,地既穷”。[8](P500)可见大顶位置受限,不宜施建大型建筑,为了追求神权与皇权的至尊至上,只有“冶铜为殿”,才能“享祀无极”;其三,天柱峰海拔1612米,又处在湿润多雨的气候带中,加之四季强风侵蚀,木构建筑也是难以承受的,明成祖早就认识到,武当“山高雾重,砖瓦木植,日久不免损坏”。[7](P26)至于金殿冶铸的工艺、模具、地点及匠师的名姓等,因史料无征,已不可考。但仍可从类似的文献中得以完善和补充,如高鲁冀先生在《中国古建筑中的鎏金与贴金》[9](P161)一文中就详细介绍了鎏金的历史、所用的材料配比、主要工序以及耐久性的技术处理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二、金殿的水陆运输

造船业与航运业在明代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航运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船只数量,还是航运技术与管理水平,在明代都曾达到了巅峰。明“永乐时,浅船约2000余支,遮阳船约350支”,[3](P119)对于内陆河道来说,仅仅拥有舟船与技术娴熟的水工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内陆河网密布,纵横交错,航运条件极为复杂。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尚书郁新曾就漕运问题提出建议:“自淮抵河,多浅滩跌坡,运般艰阻。请别用浅船载三百石者,自淮河、沙河运至陈州颍溪口跌坡下,复用浅船载二百石者运至跌坡上,别用大船运入黄河。至八柳树处,令河南车夫陆运入卫河,转输北京”。[10](P4158)由于河道受阻,货物轮番卸载,更换船型转运,以适应不同的运输环境,其中颇费周折。上文提到的“浅船”是由海船专门改进而成的漕船,平底,吃水浅,专门航行于运河。该船“底长五丈二尺,头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每支造价银九十五两”。[3](P106)虽然明初也疏浚河道,试图改善水运环境,如“永乐九年(1411年)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议开浚会通河,命工部尚书宋礼等督工,共用民夫30万人,百日修成”,[3](P106)但整体条件终无大的改观。

武当山在明代营建之初即限制在山中采石伐木,就是建成后“遇有损坏,随即修理”,也需要到其他地方“采办木植”,故大批的建筑物料皆以汉江水路运输至山麓。“国朝敕命隆平侯张信、附马都尉沐昕敕建武当宫观,材木采买十万有奇,悉自汉口江岸直抵均阳,置堡协运。”。[7](P181)由于当时的汉口已成为“九省通衢”的水运枢纽,也是长江全流域内最繁荣的商业港埠。清人刘献廷(1648—1965年)的《广阳杂记》则说:“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11](P158)这些木料大多采自四川等地,然后汇集汉口,再溯汉水而上。根据文献的零散记载,明代水运木料采用排筏的可能性较大,如“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初日,工部侍郎郭进同吏部郎中诸葛平等,督运木植,经过武昌,见有大木一根,立于黄鹤楼前江水中,……缆系于舰,亦不劳力而随至岸下,……遂令护运至山”。[7](P181)但汉水的航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降水是河川径流的主要补给水源,降水的不均使径流量年内年际变化显著,一般“每年的4—9月为洪水期,1—3、10—12月为枯水期,流量和水位的变幅悬殊,汉江干流最大最小流量比达330倍”。[12](P3)洪水期逆水行舟极其艰难,“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十六日晚,湘潭县民人刘忠等,舟行至光化县洋皮滩,忽遇黑风骤至,雷雨交作,舟不得行,吹泊岸下”,[7](P182)后来“顺风恬波,连两昼夜至均州”。[7](P182)文中的“洋皮滩”即今丹江口城区右岸,距古均州城仅有四十余华里的水路,竟用两昼夜的时间,其情其景,不言自明。枯水期更是不易,明成化九年(1473年)十一月初一日,“太监陈喜奉敕送玄帝像于玉虚,舟至(均)州之乱石滩,浅阁不行”,[7](P324)后来武当高道雷普明“书符投之潭。是夜,大雨水涨”,[7](P324)舟方可前行。

金殿乃武当山镇山之宝,不同于其他物料的运输,其途中安全及具体细节均由皇帝亲自督办安排,永乐十四年(1416年)九月九日,明成祖对都督何浚说:“今命尔护送金殿船只至南京,沿途船只务要小心谨慎。遇天道晴明,风水顺利即行。船上要十分整理清洁”,[7](P23)后来又补充说:“船上务要清洁,不许做饭”。[7](P23)可见当时金殿在北京铸成后将其构件装船,经运河至南京,然后溯长江、汉水至武当山麓。按永乐十六年(1418年)十一月十一日大岳太和山玄天玉虚等宫提点任自垣上《大岳太和山宫观告成庆贺表》辞中称“惟圣朝建立金殿,成造各宫观完备”[7](P186)一语推测,金殿从运输到焊接安装完毕,耗时两年有余;同年十二月初三日,明成祖撰写《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之后,加之金殿竣工,标志着明代营造武当宫观的“一期工程”宣告结束。

关于金殿及工程物料的陆地运输,现存的文献中记载寥寥。由于北京故宫与武当宫观的兴建皆在明代初期,其施工技巧与运输工具可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开采石料的方法以及运载特大石料采用的“浇旱船法”等在武当山的部分宫观建设中都是可行的,单士元先生在《故宫史话》[13]中对此论述甚详,可资借鉴。但是武当山峰高路险,舟车难济,特别是天柱峰神道极为陡峭,徒手登攀尚且艰难,而将几十吨重的铜制构件运至峰巅,简直令人不敢想象,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同时在石料的开采及运输过程中,民工的伤亡也不在少数,据康熙十二年均州知州党居易修撰的《均州志》记载:“(嘉靖)三十八年,命修铉(玄)岳,采石至草店,压死数十人,鬼物为厉,日暮无人行,久之方息”。[14](卷二·灾祥)其血腥与恐怖的场面可见一斑。

 

三、金殿的文物价值

金殿的文物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宗教价值与建筑价值。

宗教价值  明成祖敕建武当宫观既有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也有对道教虔信而极力推崇之诚意。因此绝大多数庙宇的建筑布局及陈设皆遵从道教义理而设计,以体现道教的内涵与思想。而“金殿与真武大帝塑像”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内丹养生家认为,金殿内真武大帝那安恬祥静的神态、“垂帘内视”的双目,俨然一幅武当道家修身内养之图示。其足下龟蛇合体的玄武造像也有着丰富的涵义:首先,它披露了丹道修炼中内景观过程的最高阶段,只有达到这种“玄之又玄”的状态,才能寻得“玄牝之门”;其二,“玄武”,在色为黑,将其置于真武足下,似有“知其白,守其黑”(《道德经·二十八章》)之意;其三,龟蛇合体放置足下,又暗示内景感受要同时关照到足基,才能完成“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四十六章》)的炼药过程。龟、蛇皆为长寿之物,将其作为丹道内景的代言物,寄托着人类对生命的追求与向往。金殿,以铜铸之,以金饰之,铜、金皆呈黄色,《易·坤》:“天玄而地黄”,古代以五色配五行五方,土居中,故以黄为中央正色,因而人居皇(黄)宫则君临天下,玄帝居金殿则普福兆民、统驭三界,太和宫紫金城尊为道教祖庭犹如皇宫天阙、白玉京中,而金殿又恰似人间帝王的金銮宝殿;“金殿”在丹道则又喻指人之中丹田,故《武当山炼性修真全图》称之为“土釜”、“黄庭宫”、“藏气之所、炼气之鼎”,殿内真武大帝的四位侍从及龟蛇合体可称之为“五气朝元”,通过如此玄奥的方式昭示教徒善信,只有“入真门、秉真教”,坚心修持,参透玄机,方入道妙通神之天仙境界。[15](P129—132)

金殿内的人物造型及陈设具有很高的宗教艺术研究价值,从美术角度上讲,它代表了明代宗教与世俗的审美观点,其衣纹佩饰、面部神态、站立姿势及秩序、侍从们手执的器物等对研究武当道教神仙的着装形象、等级观念与宗法制度大有裨益。

建筑价值  首先,金殿的建筑等级较高。按照明代建筑制度,官式建筑的斗栱、彩画、屋顶的结构形式、间数、屋脊走兽的数量等皆有严格的限定。在建筑等级中,重檐庑殿为最尊、重檐歇山次之,以下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和悬山,硬山为最下;斗栱以九踩为最尊,七踩次之;间数以面宽九间为最尊,依次为七间、五间、三间;彩画以和玺为最尊,旋子次之,旋子彩画又分为七等,其中不用金的“雅伍墨”彩画等级最低;屋脊走兽以仙人骑凤(鸡)后十个为最尊,依次为七、五、三、一。虽然金殿乃皇帝敕建,又采用重檐庑殿、九踩斗栱并饰以黄色,但其面宽仅有三间,走兽只设五个,彩画又用“一整二破”的旋子,因而它与中国古代建筑等级最高的北京故宫太和殿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明代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其次,金殿的铸造工艺精良。由于明代在铜冶炼、铸造、焊接及鎏金等方面已具备成熟的技术条件,所以金殿不仅外表金光夺目,浑然一体,毫无铸凿痕迹,古人也赞叹“其梁楹钩合处,浑成若不假绳削者”,“制极工致”,[8](P500)而且殿内人物造像或庄严凝重,或拘谨恭顺,或魁伟豪迈,表情姿态互相呼应,栩栩如生;铜铸鎏金构件上的阳纹、云纹、几何纹、旋涡纹等纹饰,或横直见棱,或圆润如磨,线条明快流畅。元、明、清三代,铜铸建筑除武当山元铸、明铸铜殿之外,尚有明铸云南昆明鸡足山金殿、山西五台山显通寺铜殿,清铸昆明鸣凤山金殿、北京颐和园宝云阁铜亭等近十处之多,这些铜铸建筑或年限较早、或体积较大、或耗铜较多,若以铸造工艺、建筑等级与文化底蕴来衡量和评判,武当山明铸金殿则雄居其首。

其三,采用模数基准铸造。金殿具有和悦匀称的建筑美,其美在于“长与短之比,平面上各大小部分之分配,立体上各体积部分之轻重均等,所谓增一分而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玄妙”,[16](P8)其美源自中国古代木构建筑采用的模数制,金殿的体量虽不及大木构建筑宏伟壮观,但它是明代建筑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其形制风格完全符合明代官式建筑的作法,是以模数体系为基准而铸造的微缩建筑。模数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两种类型,一是宋《营造法式》所记载的“材、分”模数制,从该书“所透露的‘倍斗而取长’的说法,也可认为当时还存在着一种以斗的倍数作为模数的‘倍斗模数制’”,[17](P31)至于是以斗的高度为倍数还是以斗的宽度为倍数,迄今尚无定论;二是清工部《工程做法》所记载的斗口模数制,也有“使用椽径来作为屋顶部分的仔角梁、老角梁、由戗、椽望、连檐、瓦口等构件的模数单位,或许可称为‘辅助’模数”。[17](P31)在几种模数制中以“材、分”最为完善。研究探索明铸金殿的模数规律,上可追溯宋元官式建筑等级、形式发展之余韵,下可浏览明清营造法式、风格演变之遗风,对创立武当山乃至中国古建筑理论体系都至关重要。特别是以模数比例铸造的金殿建筑造型、彩画斗栱、香案供器、瓦棱飞甍、祥禽瑞兽、仙人圣像等具有原始性和示范性,对指导武当山大木构建筑的维修与复建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蓝本,其价值与意义非同小可。从现有修复的部分建筑来看,如仙人骑鸡(凤)、大吻的剑把等造型以及宫殿的间数皆不符合武当山明代宫观的营造制度,如此教训值得反思。

 

四、金殿的风水布局

风水是武当山道教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金殿的朝向布局,还是宫观庙宇的选址,皆以是否符合风水的理念作为前提。永乐十年(1412年)三月初六日,明成祖对武当高道孙碧云说:“朕闻武当紫霄宫、五龙宫、南岩宫道场,皆真武显圣之灵境。今欲重建,以伸报本祈福之诚。尔往审度其地,相其广狭,定其规制,悉以来闻。朕将卜日营建”。[7](P19)至于孙碧云如何相地,只能从现存宫观的选址上揣度分析。另外,孙碧云曾师从张三丰,在清代李西月编著的《三丰全书》[18]中有多处记载张三丰与风水的事例,如张三丰在其《无根树》就明确提出修炼丹道要“择吉地,选道庵”,旨在选择适宜的修炼环境,以追求自身气场与宇宙气场的和谐,可以说,武当山宫观选址原则与张三丰风水思想的传承不无关系。同年十月十八日营建工程正式开始后,朝廷选派阴阳典术王敏与阴阳人陈羽鹏具体负责风水事宜;“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抚治都御史刘秉仁题准修理玉虚等宫观并一带桥梁道路”时,又有“办事阴阳官徐大经、狄自元、田大纲、张添禄” [7](P329)参与其事。在明清两朝的志书文献与山水游记中,对武当山风水的论述甚多,涉及形势与理气各派、山峰与宫观命名等,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赘述。

武当山“乾兑发原,盘亘万里”,[7](P83)“乾兑”在方位属西偏北,而金殿朝向为“负酉面卯”,也称“卯酉向”,即坐西朝东,这似乎与北京故宫的“子午向(即面南背北)”截然不同。有位古建筑专家在考察玉虚宫的朝向时曾解释说,该宫之所以没有按照皇家礼制来设计,是因为玄天上帝曾封为玉虚师相,“面南背北”与其封建等级地位不相称。其实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在风水流派中,理气派地师常用后天八卦或先天八卦为人相地选址,金殿在后天八卦中虽然为坐西朝东,但在先天八卦中却是坐北朝南。据《武当山古建筑群》一书称金殿“朝向东偏南8°”,[6](P95)古代用罗盘定向有磁极子午、臬影子午与北极子午三种方法,根据金殿的分金坐度,其朝向定位采用的应是磁极子午法。在明初“北建故宫,南修武当”的国家工程中,先、后天八卦的交替使用,暗合了帝苑宫阙与皇室家庙的微妙关系。

金殿座落于群峰之巅,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四灵”风水模式是难以实现的,但聪明的古代匠师通过对天柱峰山形地貌的勘察,将主峰周围“缭以石垣,绕以石槛,四辟天门以像天阙,磅礴云霄,辉映日月,俨若上界之五城十二楼”,[7](P137)如此设计一是烘托出了仙境天界的气氛;二是与附近的山峰组合,可以构成一只西去的神龟造型。玄武向西,金殿朝东,背靠玄武的“暗风水”意图就表达出来了。前几年,采用航拍技术摄制的所谓“天造玄武”图实际上就是古代风水师的杰作。

 

五、金殿的灾难回顾

武当山明铸金殿建成后,不仅成为信士香客的朝拜之所,也是文人贤达、社会名流的景仰之地。在近六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灾难与保护并存。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云南官民贡献的148根用铜皮包护的木栅柱,以保护金殿主体建筑。但更多的是经受了种种灾难的考验,这些灾难既有人为的破坏,也有自然的影响。

人为灾难  明末清初,武当山地区战乱频繁,致使宫观建筑群累受冲击。特别是民国二年(1912年)襄阳府官吏周逢生率数十名官兵至武当山金顶,企图砸毁金殿,抢劫文物,均房两县六百余人与之械斗,双方死伤数十人;[19](P7)国民党统治时期与解放后的“文革”期间,武当山道教文物又屡遭灭顶之灾,金殿均幸免于难。

地震灾难  据《续辑均州志》记载,清代二百余年间,武当山地区已发生过多次地震,如“顺治九年(1652年)壬辰春夜地震”;“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丙子秋地震”;“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夏地震……十一年(1872年)壬申春三月朔地震,十三日复震”,[20](卷之十三·祥异)这些文献没有载明宫观建筑的受损情况,只有光绪五年(1879年)的地震,明确记录了太和宫楼房有26间倒塌,但是金殿安然无恙。[19](P7)据有关资料表明,武当山附近发生地震的最大震级为2—2.9级,一般不存在强震的背景,是属于较为安全的地区。[19](P18)

雷击灾难  由于天柱峰深入云层,金殿上脊瓦面已有无数次雷击所留下的斑点。为确保金殿安全,1964年,文化部门聘请专家设计,始在金殿上安置避雷针。自此,以往号称武当“动八景”之一的“雷火炼殿”景观也随之消失。1976年夏,因避雷装置的引线锈蚀断路,金殿须弥座东南角和周围附属建筑被雷击坏。1978年10月,又请专家检修金殿避雷装置,并增设两组引式接地体。但1979年7—8月金殿及附属建筑又连续遭受雷击。1980年再次聘请有关专家查找雷击原因,重新设计避雷方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金殿上安置避雷设施。至1987年5月,金顶又发生罕见的严重雷击。[19](P218)近年一些专家在天柱峰周围也发现许多岩石裂缝,这些也可能是雷击时的巨大震动所造成的。

 

结论

武当山明铸金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道教与建筑的研究价值是多层面的,其负载的信息贯穿于明代政治、经济、宗教、建筑、冶金、运输、美术等各个领域。加强对它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道教建筑的认识和了解,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有助于武当山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和复建;更有助于武当文化的繁荣与振兴。

 

参考文献:

[1]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2]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3.

[5]高飞,李峻.武当今古奇观[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

[6]祝笋.武当山古建筑群[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

[7][明]任自垣,等.杨立志点校.明代武当山志二种[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8]陶真典,范学锋.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9]高鲁冀.中国古建筑中的鎏金与贴金[A].建筑史论文集(第二辑)[C].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9.

[10][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刘宏友,徐诚.湖北航运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

[12]徐诚.湖北水运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13]单士元.故宫史话[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14][清]党居易.均州志[M].

[15]谭大江.奇异的北纬30°:武当山千古之谜[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

[16]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

[17]郭黛姮.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模数制[A].建筑史论文集(第五辑)[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1.

[18][清]李西月.三丰全书[M].上海:中原书局石印,民国十五年仲春.

[19]陶真典.武当山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20][清]贾洪诏.续辑均州志[M].光绪十年甲申均州志局刊版.

(郭旭阳供稿)

武当太极拳术
李西月与《张三丰全集》
 
武当太极拳术
武当山明铸金殿散论
 
武当太极拳术
《张三丰全集》版本源流考
 

 

 
 
  Copyright 2015 武当山国际武术学院 All Rights Reserved.
隐私版权 |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